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资料

甲骨文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些字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图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
介绍
甲骨文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迄今为止发掘出存世的大约有15.4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陆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湾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战争和商业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前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12个国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曾有组织地在殷墟盗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学者专门研究甲骨文，发表专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并将占卜的事情、时日和结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称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气候、习尚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已解读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据研究，甲骨文中已经使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汉字造字法。在字义的使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假借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今天，形声字占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种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书写材料一般为龟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墙壁，木器，石器等处，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春秋后期汉字脱离甲骨形态，逐渐不被认知，但是一般会被当做“龙骨”卖给药材商做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绪25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被考证为商周遗物。
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认为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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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迸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苏联、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南朝鲜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低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豕等都有记载，且畜养量较大并有专门牢厩。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渔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狩猎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和舟、车以至传递制度等商业、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亦很丰富。在天文历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鸟星、新星、大星等记载，也有“十三月”等闰月材料和干支记日及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以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载。在医学方面，有头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记载，也有关于生育的记载，表明当时能准确推知预产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内容多以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为龟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经整治，并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钻、凿。占卜时，先于甲骨背面钻凿处用火烧炙，正面即现“卜”字形裂纹，以此定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事项记刻于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先刻兆序、兆辞、吉辞、用辞，后刻卜问之事，故又称为卜辞。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应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而多数卜辞常省略占辞或验辞。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画上涂砂或墨，有的用毛笔写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写后刻的。
卜辞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来说，刻辞迎兆并与一定的卜兆有关。龟腹甲、背甲右侧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桥边部的卜辞则由外向内行。商代占卜常从正反两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辞左行；左胛骨则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处的两条卜辞由中间读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条卜辞，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写，其间常有界划相隔，每事亦反复对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错排列，为“相间刻辞”；有卜辞于甲骨正面无处容纳，而转刻其背面，为“正反相接”；有反复卜问同一件事，而将内容基本相同之卜辞分刻于数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称为“卜辞同文”。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王共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八世十二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亦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问题的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学者们运用“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比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点画，并通过音韵学、训诂学的手段来考释文字。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及主要著作有：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杨树达《耐林甲文说》、《积微居甲文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及《甲骨文字研究》，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自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利用甲骨文进行商史研究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分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历谱》和《甲骨学商史论丛》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商史研究的内容。近年来，很多较年轻的学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释、分期与断代，商代的社会、奴隶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许多问题。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属开始阶段，仍有许多争议。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甲骨文字风格演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题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题关键词: 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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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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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 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研究甲骨文的四位名人

检举据近日报载，在陕西省岐山县内又发现两片周代甲骨，其中所刻文字达55个，这还是过去未曾发现过的“龟腹甲骨”。甲骨文再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里选摘的内容，对甲骨文的相关背景作了较为通俗的介绍。
从殷墟到西周甲骨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其为古人文字）始于光绪己亥（1899）年，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他是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并率先开始肯定其价值的。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当时在中国，考古这门科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到1928年5月，当时全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这年8月12日，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这就拉开了殷墟甲骨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展的乐章。
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950年4月，中断十三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至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字甲骨总数为六千二百四十三片。而尤以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得到甲骨上万片为最多。专家由此推测，在殷中期以后，卜事机关大约由村北移至村南。这批甲骨文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甲骨之后，人们一直对此津津乐道，以至“殷墟卜辞”几乎成了“甲骨文”的同义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推测西周王朝也应该有甲骨文存在。1940年，何天行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十·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在西安府曾有甲骨文发现，而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这一推测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得到印证。
先是1951年在陕西�县出土了一件有钻、灼及兆痕的兽胛骨，显然是一块卜骨。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郊遗址又出土了一块有方凿的龟版。1954年，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周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有字的卜骨，人们终于认识到殷墟之外确有甲骨文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以及西周王朝的周边诸侯地区都陆续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可以按占卜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杂卜及专门的人名、地名、官名、月相等几类。其年代多数属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少量是周穆王时期。1991年在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发现了一件刻辞卜骨残片，1996年北京房山县燕都遗址又出土甲骨数十片，其中有字的三片。这样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有九处，共计三百十二片，有一千零三十三字。其中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故而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由于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专家学者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在对文字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和对殷周关系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与古代文字
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为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从字体看可以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止于秦代，历时一千余年。从时间顺序上分，有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等；从文字载体上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印章封泥文字、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等。甲骨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文字，对其他古文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必然还有其他更古老、原始的文字。《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但结绳记事的作用只是以实物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因此绝无演化为文字的可能，原始的文字应该是从绘画中产生的。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大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
汉字是一种表意字，又称方块字，有别于拉丁字母一类的表音字（如英语）。但实际上汉字也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传统的汉文字学有过较为全面、正确的归纳，这就是著名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主要是西周以前），其象形程度较高，多使用意符和音符，甲骨文、金文均是如此。而随着汉字字形的演化，书写的规范，到隶书形成时，许多原先的表意字已看不出其表之“意”，变成了记号。所以汉字发展到后来，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体系。
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然而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两种古文字里的活化石：尔苏沙巴文和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是四川西部自称“尔苏”人的文字，现在能收集到的尔苏沙巴文书籍四种，分别是黄历、算命、抽签、说鬼等内容的经书。尔苏沙巴文有近二百个独体字，象形程度很高，有不少是照实物描绘下来的简单图画，出现了少量的会意字。另一种较尔苏沙巴文成熟些的化石文字是著名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东巴文现存经卷二万多册，在造字方法上，东巴文与其他汉古文字相似，有表意也有表音，但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如“日”字的甲骨文为圆圈中加一点（或一横、一小圆圈），东巴文则在圆圈内多加了表示光线四射的“十”状笔画。还有一种造字法，如东巴文中借“绿松石”来记“绿色”；借“火”表示“红色”，这种“义借”在甲骨文中也有。由于尔苏沙巴文、东巴文的原始性比甲骨文更强，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成熟性与系统性。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自然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了。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尽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你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这便是风格、习惯的不同了。
我们进一步可以将甲骨文风格类型作如下描述：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书法艺术园地里仍活跃着“甲骨文书法”这朵奇葩。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