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一群人在北大里对文化的探讨和辩论。
以辜鸿铭为首的文化保守派依旧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李大钊、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则认为只有拥抱“新文化”，中国才能有更广大的未来。
究竟什么才是胡适等人推崇的“新文化”，而从新文化运动又对未来的中国造成了何等影响呢？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由陈独秀打响。
1915年9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独秀于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出版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要探究陈独秀为何要创立《新青年》，其历史背景是不得不谈的。
尽管1915年距离清廷灭亡已有4年之久，但民国的成立并没有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富足美满。
此时民国内有已经成立了筹安会，开始到处鼓吹着帝制好处的袁世凯，同时袁世凯出于多种原因还决定要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这让陈独秀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挂着共和的招牌罢了，而现在袁世凯则连遮羞的招牌都想要摘下来，所以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进行政治革命史没有意义的。
因为搞革命是需要进步思想作为基础的，所以想要在未来展开政治革命，必须要从思想革命开始。
这让陈独秀打定主意：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这也就有了《新青年》的诞生。
《新青年》最初发行量只有1000份，其中还有不少属于赠阅，用不景气来形容都算过誉了。
当时一本杂志的热销与否，相当大程度是取决于该杂志是否有出名的编辑，当时陈独秀不算特别有名，加上杂志内容多只是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对读者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自然难以将《新青年》传播出去。
其实《新青年》的出版社群益书社因亏损曾多次有要将《新青年》停刊的想法，陈独秀当时感慨道：“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
好在陈独秀后来及时转变了策略，从单纯对比中西文化，改为了对儒家旧伦理的批判，如《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称得上是相当另类和偏激的，不过这也让《新青年》逐渐吸引了一批对民国现状不满的青年读者。
但《新青年》真正的崛起，还是要等到陈独秀入职北京大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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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用为北京大学的新校长，蔡元培想要打造一个包容不同思想、鼓励学术的象牙塔，最终蔡元培决定将陈独秀请来当北大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入职北大后，同时将《新青年》也带到了北大的校园里。
在北大这所全国最优秀的大学里，陈独秀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进步人士，还说服他们加入到《新青年》的编辑团队里，如鲁迅、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人都陆续成为了《新青年》编辑。
新文化运动里有一环是相当重要的，即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白话文革命的开始。
早在胡适少时，曾在叔父的废纸箱里找到过一本白话文的《水浒传》，这是胡适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通俗易懂的读物，让他记忆尤深。
在中国公学念书时期，胡适的同学创办有一份《竞业旬报》，该报纸的主旨在于用大白话将新思想传授给民众，胡适受邀到《竞业旬报》撰稿，到了二十四期开始，该报纸几乎归胡适编辑了。
胡适认为文学的革命首先是工具的革命，死文字是不能产生活文学的，只有降低文字传播的理解难度，才有更大规模革命思想的可能。
在胡适发文支持白话文革命后，陈独秀也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作为对胡适想法的支持。
胡适后来还创作出了《白话诗八首》，算是开创了新诗的先河。
《新青年》从第三卷开始就不只是局限于探讨思想革命，而是开始翻译转载外国的名著，如《春潮》、《意中人》等，陈独秀认为这将引导更多青年喜欢上外国的文学作品，抛弃对孔儒那一套的追求。
第四卷开始，《新青年》开始只刊载白话文作品，同时还转型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青年》撒下的诸多种子开始发芽。
白话文也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言，这远远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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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
同时反对独裁专制，反对迷信盲从，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以白话文这类新文学。
进入了1917年后，《新青年》每期的发行量已经能达到一万五六千份。
看似依旧不算多，但考虑到当时大多数学生都会几人合订一本杂志，学校为了节省经费也会买下几本《新青年》放置在图书馆里，《新青年》影响到的学生数量是难以估计的。
1918年11月，德国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第一次大战就此结束。
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意义非凡的，因为中国属于协约国阵营，同样是战胜国的一方，所有人都满怀欣喜的认为德国在华的所有权益都会被收回，包括德占山东租借地也会回归中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