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历查询修建宜忌(万年历今日宜忌查询)

“一个县下设50个局”,一张“老黄历”图片为何能引爆网络?,政府,职能,朱镕基,邓小平,老黄历

反映紧急问题,打29通电话都无人接听,你敢信?

去年8月份,刘先生发现了一个倒在草丛里的配电箱。

配电箱柜门丢失,杂乱的电线裸露在外,最可怕的是,配电箱还在工作!

万一遇潮遇雨,草就会导电,而小区孩子又常在那里嬉笑玩闹。

刘先生伙同记者拨打了29次街道办事处电话,不但无人接听,甚至于,多数情况还在“嘀”一声响起后,被立即挂断。

真是匪夷所思。

想起最近网上疯传的“一个县下设50个局”的图片,不禁哑然。

虽然这张图片已是老黄历,上面的许多局要么撤销,要么合并,但就算按现在的编制,一个县下面也有20来个局。

可这张图却依然引起强烈的反响,网友议论纷纷,这么多机构,办个事怎么依然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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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不止一件。

去年底,有群众反映,自家周围有一处运动场地荒废,无人管理。

记者随后联系了有关部门,可没想到,一场“踢球大赛”展开了。

记者首先拨打了属地市民诉求中心的电话,中心的值班人员建议记者向环保办反映此事。

于是,记者拨打了环保办的电话,该办工作人员却表示,这个问题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内,建议记者去找文体办。

记者不得不又联系了当地文体办,并再一次将问题又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

文体办工作人员听了表示,这个问题她也不清楚,需转给相关领导核实,事后会给记者回复。

然而,截至发稿时,记者都没接到任何回电。

部门复部门,转办何其多。

问个事,就如同陷进一座八卦阵,阴阳反复,揉转送推,就是不给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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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以记者的身份询问,如果是一般群众,怕更是无头苍蝇,只能自己干着急。

按理说,机构划分齐整,人员配备正常,为什么处理起事情总是找不着门呢?

1957年,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博士思索出一个官场定律:

为保职位稳定,不称职的管理人员给自己配备下手时,往往会挑选两个能力不如自己的。

而这两位下手由于能力不足,他们又分别给自己配备了两个更加平庸的助手。

一份工作七个人做,恰似一桶水三个和尚挑。

虽然这七人之间有隶属关系,但也难免互相推诿牵制。看上去七个人都忙,实际效率却远低于一个人

这就是著名的“帕金森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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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解释了机构膨胀的原因,挑明机构臃肿必定导致人浮于事,人人都将责任往外推,就是俗称的“踢皮球”。

另外,社会产业结构与需求变化时,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功能,也会有新的要求。

故而,针对机构的精简举措,常常是新政的核心。

自古以来,就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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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刚刚登基的唐太宗回想隋末惨态,心有余悸,下决心杜绝腐败,以免步隋后尘。

他找来心腹房玄龄:“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

意思就一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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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圣意后,房玄龄大刀阔斧向朝廷。不仅砍机构裁冗员,就连那些无用的皇帝旧部,也打发了个七零八落回家。

最后,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只剩下643名,后宫及掖庭裁减3000多人,同时,裁并州县,精简地方官吏,并实行官吏考核更新制度,以保证地方的行政活力。

纵观古代政改,贞观精简熠熠生辉,为后人赞叹。并由此,徐徐拉开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序幕。

时移世易,古为今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机构改革这件事上也是一路狂飙。

从1954年到2023年,69年内共改革了12次,平均5~6年一次,不可谓不重视。

而每次改革的目的又都不尽相同。

有的是要去除机构臃肿,有的是要促进职能转变,有的,则是为了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

比如1982年的改革。

1981年,我国光副总理就有13人,部级机构高达100个,本来就不乐观的经济,加上行政繁琐拖累,发展得步履维艰。

为了提升政府效率,邓小平提出让老干部退休,划清职位责权利,给年轻人腾空间。

可要知道,那时是干部终身制,要老干部下岗,无异于拆庙搬菩萨,谈何容易。

但邓小平高瞻远瞩,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下决心要办这件事。

他通过公开讲话、私下里坚持做个人思想工作,再辅以雷霆手法,终于将部级机构减少到61个,部编人员减少40%。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提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在职副总理只留2个,党内领导平均年龄降了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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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邓公说的那样:“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臃肿的政府瘦了身,配合起发展轻盈了许多,为改革开放完成了一项重大课题。

1993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紧随着,却是那套为计划经济应运而生的制度,开始破绽百出。

改革,势在必行。

外电曾评价中国98年改革如闪电般,劈开了两大雷区:国企改革,机构改革。

与此对应的,则是朱镕基总理在“两会”期间掷地有声:“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江主席听闻后十分感动,对总理工作表示了大力支持:“不要害怕,党就是你的后盾。”

1998年,全国公务员800余万人,行政成本占比由1978年的4.7%增长到14.8%,有民间戏称,部级一走廊,处级一礼堂,科级一操场。

因此,1998年机构改革,堪称史来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早在1997年底,朱镕基就找了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果不其然,没有一位认为自己的部门该撤。

谈话内容围绕着如何放开体制束缚,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婴儿”自由茁壮地成长,可各部委“掌门人”一致表态: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比较无力,仍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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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思想工作做不通,朱镕基大胆换了一个思路:不赶菩萨,但拆庙!

被撤的部门要不消失,要不降格变成行业协会。

当时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化名)事后回忆说,自己的老处长头一次发出感慨:“看来这次要动真格的,得早作打算呀。”

终于,在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下,工作部门减少11个,行政编制精简近50%。

撤销全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政府开始以监管与服务的方式介入经济运行,结束了以往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的情况。

中国经济放开手脚,进入了快车道。

2023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并明确职责。

而事实上,随着社会建设飞速发展,当时的政府机构已显露出“跟跑不上,配合不及”的劣态。

职责不清,给发展带来多头阻力。部门间开会经常开着开着就吵了起来,争的都是“你的手怎么伸到我这里来了?”

时任政协委员的楼继伟在一次小组讨论中讲了个笑话:

“蛤蟆跳进水里归农业部管,蹦到岸上就归林业局管。种牡丹归林业局管,改种芍药就得归农业部。”

话音一落,与会者哄堂大笑。

笑归笑,这个说法完全凸显了政府机构的职能交叉、扯皮、推诿。

改革,被再一次提上议程。

2023年,总理会见“两会”中外记者时讲了个故事。

一位干部去餐馆吃饭发现,堂食的话,地税收营业税,如果打包带走,就是国税收增值税。干部问,站在餐馆门槛上吃的话,是哪个部门收税?对方无法回答,只能怼回:“你这是抬杠!”

机构设置不科学,职责缺位,效能不高。针对这些现象,2023年改革刀刀挥向要害。

据新华社统计,2023年机构改革涉及的机关部门单位就超过80个,关系到180多万人,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幅度最大,触及利益最深的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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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机构深化改革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其中一则政策引发了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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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一看,很多人以为部委公务员也要下岗了,其实不然,精减的,是公务员编制。

什么意思呢?

如果公务员是萝卜,编制就是坑。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栽萝卜得先有坑。

对于一个部门而言,编制在一段时间内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说,多招不行,但如果离职或退休的多了,也会存在“空编制”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原先是两套人马的部门,比如国地税,在2023年合并后,重复的职位只保留一个,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编制了。

所以,这回精简的本质目的,就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

回收多余编制,并若有需要,将会投放到重点领域扶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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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曾说:“事异则备变”。

发展与变化,是船的两只桨,讲究的就是互相协调与配合,共进退,齐腾飞。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每个阶段都有全新的特征和使命。

因此,管理制度如何紧跟变化,将是每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

当然,相信很快,下一步就会涉及到地方机构精简,而这将会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大到创业办事,小到电话投诉,如何提升部门工作效率,以最快速度为群众服务,仍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回望几十年来的历次改革,其实并不容易。

就像一位网友所说:“天下最难的就是裁官。谁来当这个操刀手,我佩服他!”

如今这个操刀手再次举起了双手,手起刀落,未来如何,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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